那一年

    我十七

    ■李建中

    时光荏苒，往事尘封，不由自主想起那个“文革”中的瑞安中学，那虚度的高中年华。

    我仅用9年时间念完小学到高中的书，因“偷工减料”，我“进步”特快，高中入学时，不需要“中考”，以“新七五”身份直接分配进名校瑞中，居然与大我两岁的“老七五”姐姐成为同届。

    1977届高中共5个班级，其间进进出出，前前后后在册生总计458名，但毕业时只有285名，毕业率仅60％多。

    “我是中国人，何必学英文，不懂ABC，照当接班人”。这是当时撼动全国的“名人名言”，现在我仍可以毫不费力一字不漏地背出，足见其流毒之深广。在此影响下，我的英语水平很烂，经常用汉语将英文读音作标注，如将I Love You标注为“爱捞油”，将China标注为“去爱奶”，将English标注为“阴间里嬉”，觉得不够吉利，逐又改为“应给利息”。

    依稀记得每个学期的学杂费五六元，但每季10.5公斤的粮票补贴，在当时的南门头市场上还是值几块钱。事后我戏称，我好像不是去读书，而是去“读粮票”。

    浑浑噩噩中两年学习期满。“年龄十七不算小，为什么不能帮助爹爹操点心”，记得我是哼着《红灯记》李铁梅的段子，怀揣着理想、梦想、幻想、遐想、猜想、空想甚至胡思乱想，走出西岘山下的母校。

    那一年，我十七，虚岁。

    走出校门，赶上1977年下半年恢复的高考。我也曾报名参加，先预考一次，记得作文题目是《路》，写得还可以，语文得了87分，凭此“偏科”预考入围，再考终因数理化、英语太差而名落孙山，而瑞中应届生当年考取的仅一人。

    父母亲是地方国营棉织厂的双职工，有机会获得进家属厂上班名额，于是高中毕业那年，我兴高采烈到莘塍九里的棉织家属厂报到上班。虽然远点，也还算是“大集体”企业。从月工资9元开始干起，每天上班从草堂巷步行至东门轮船埠头，坐船到九里上岸，6分钱船钿。有时为节省6分钱或不想候船太久，索性费时一个半小时，沿塘河边块石路步行回家。

    当了几年钳工，身上整天脏兮兮的，新鲜感和幸福感渐渐消退。自以为是厂里唯一高中生，很想去当仓库保管员之类的企业行政人员，终因没有取得领导赏识，每每不能遂愿。觉自己才疏学浅，立足不稳，决意“回炉”再读。期间带着小板凳，在新华书店通宵排队，咬咬牙慷慨大方地花掉一两个月工资，购得数理化自学丛书若干，白天干活，晚上夜校复习，利用工余偷偷自学硬啃。油污的劳动服上衣兜兜里同时插着“钢皮尺”和“蓝水笔”，常被不明底细的工友耻笑为假装斯文。

    真可谓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啊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