边疆廿载纪事（下）

    ■管陶

    “三夏”宣传 累并快乐着

    每年小麦夏收季节，是农场最忙的日子，叫“战三夏”。每逢夏收，营里都要我们几个连队文教组成“三夏”宣传小分队，到夏收地头“火线宣传”。一大早，我们骑上自行车，后面捆着连队乐器箱，内有锣鼓、快板和简易可伸缩展示板。在烈日下，我们赶到“康拜因（苏制大型收割机）”收割点，趁中午时间，拉上红幅，摆上宣传板，贴上刚油印好的《三夏快报》。等到收割机手到地头吃饭时，我们马上打起快板、敲起锣鼓，表演三句半，有时还唱上几首歌，词都是现编的，很像电影中的行军鼓动宣传队。等他们吃完了午饭，马上现场采访好人好事，下午返回营部，立即编稿办第二天的“战报”，连夜刻蜡版，油印到深夜，第二天上午带到工地，天天如此忙得不亦乐乎。整个夏收季节，我们把十几个连队都跑了个遍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“累，并快活着”。

    经过营连基层的磨练，1979年，我参加兵团到地方沙湾县支“左”时，在该县两派大联合集会上，我上台指挥千人高唱《东方红》，让团首长对我这个“小个子”刮目相看。

    又盼又怕探亲假

    两年一次的探亲假，是我们最盼望的事情，然而想起路途的遥远和艰辛，又十分害怕。按农时，探亲假都安排在年底农闲时，往往是新疆最寒冷的日子。头一天，我们坐汽车从农场经石河子到乌鲁木齐，下了车就直奔火车站排队买票。由于人多，大都要在火车站露天广场排队，人人裹着大衣棉帽，至少要排上一天一夜，又冷又饿，也没有热乎的东西可吃。能买上票就算万幸了，那还有什么卧铺，都是硬座，有时还是站票。有一次，我站了64个小时到达郑州，其间在厕所边抢了个位置，人家上厕所，我赶紧挪开；或者在椅子底下铺上一张报纸，钻到底下睡觉，脚伸到过道外，被人踩着了才转个身。经过大车站时，我们赶紧下车，在站台舒展一下身子，买个面包充饥。到了郑州，又要去挤开往上海的火车，我和夫人一人上去了，一人挤不上，拼命哭喊，其他人才让开一点，拉上去。到了上海后，要再排队买船票，一般也要排上一整天。乘上“民主十八号”海轮，回到温州，再从小南门坐塘河小火轮，3个半小时后到家。路途这么辛苦，回到故乡，见到亲人，一切的辛苦都抛到了九霄云外。返疆的情形又要如此重复一遍。所以支边青年说起探亲假，是又盼又怕。我们在石河子情况还算好一点，在南疆的支边青年，到乌鲁木齐就要坐7天汽车，路途之苦，更是无法想象。

    忘我工作样样有成绩

    1976年，我调到团政治处宣教科工作，从此生活工作环境大有改善，自己也开始积极施展才能，拼命工作。1978年，我们团与农八师一四五团合并为石河子总场，这是新疆兵团最先进的样板团场，上级领导和外宾来新疆参观时都要到这里来。由于大家齐心协力，我所负责的广播站、通讯报道、群众文化工作，样样走在全师的前列。1979年，我成为全师首批入党的支边青年之一。1981年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来新疆巡视，我作为支边青年代表，受到接见，并在周总理纪念碑前（1965年周总理、陈毅副总理接见上海支边青年的林带前）合影。其后，由于工作和职务的原因，多次目睹邓小平、华国锋、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团场视察时的情景，让我视野大开。我还先后被评为国家农垦部、新疆自治区、兵团和农八师先进新闻工作者、优秀通讯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