孙锵鸣与其兄孙衣言、侄孙诒让和同邑黄体芳、黄绍箕父子是瑞安近代著名的学者、政治家、教育家，他们毕生基于民族振兴、国家富强、人民安居的夙愿，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传承、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重振永嘉事功学派学术的雄风，为家乡教育事业作出贡献。笔者特以孙锵鸣晚年学英语的小故事，作为今年教师节的小礼品，与大家分享。

    孙锵鸣，生于前清嘉庆廿三年（1817），距离道光二十年（1840）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、闭关锁国的国门被英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、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《南京条约》仅仅20多年。就在这20多年中，他四五岁（以下均为周岁）即由其父口授儒家经籍，每日严加督课，全心倾注在科举学问之中，8岁能文，18岁中举人，24岁（1841）中殿试第34名进士，钦点翰林院（培养准官员的学府）庶吉士，28岁授翰林编修，30岁任礼部会试第11房同考官，32岁典试（主持广西乡试），后留任广西提督学政，任满，36岁，朝廷命他在原籍瑞安会办团练捐翰，历时9年。其间，朝廷又将他的职位从学政升侍讲，再升侍读左右庶子，再升侍讲学士，直至侍读学士。45岁回京，翌年任兵部武举会试内榜副主考官。47岁，朝廷勒令他着即休致（退休）。

    孙锵鸣罢官回乡后，仍一直悉心治学和从事教育。61岁，被聘主掌（南京）金陵书院和惜阴书院，后又主讲上海龙门书院。70岁（光绪十三年，1887）时，身兼上海龙门、南京钟山、上海求志、温州肄经四大书院掌教。门下著录学生数千人。就是这样一位平生始终与中华传统文化典籍打交道，而且深有造诣、国内学界著名的老文人，竟直面现实，对满清政治家一向鄙视而又被欺凌的所谓夷邦的英语发生兴趣，且积极推崇、学习。

    关于孙锵鸣晚年学习英语的具体记录，《孙锵鸣集》（胡珠生编注，列为《温州文献丛书》）中只有一篇，是抄写在龙门书院读书日记簿上的读书笔记。就是这一页记录，却让一百多年后的笔者初读时，闹出大笑话：因为这页笔记的抄录者专抄称谓的英语单词的中文注音，标题为《西语记音》（当时所称的西语系指英语），如父（法特）、祖（搿蓝法特）、母（墨特）、外祖（墨特纳而搿蓝法特）、兄（爱而头白勒头）、弟（盈搿欧白勒头）、姊（爱而头昔司偷）、妹（盈搿欧昔司偷）等。笔者初看时，不禁暗自发笑说：看来这位瑞安大学问家先辈，初学英语也会像我们儿时那样，贪懒、贪便，不认真学拼音，只把中文读音记在英语单词下面。如父后注上“法特“读音，进而反自以为是，还批评起这位老人读音也注错了。父的英语father，应注“法蚕（方言音）”而非“法特”。

    后来经过查考，才知道笔者真是十足的“读书呆”。原来，清道光和光绪年间国内没有系统的语法书或正规词典，学习者依赖的是由早期通事（翻译）或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商人编写的《红毛话》等小册子。中国人在国内学习的英语，是一种基于汉语方言注音、语法结构中文化的“洋泾浜英语”的雏形。所以，孙锵鸣注音的“法特”等，是基于当时他听到的发音用汉字记录下来的，而且他的方法也非常典型：他用中文的思维（如“祖父”是“父亲的重复”）去理解和分解英语词汇（grandfather），这也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初学英语时的普遍策略。更可贵的是，他还对此进行扩大与类比，可见他已经从学单词进而深入到英语语法领域！百多年前的老人竟比笔者先知先觉几百倍，怎能不令我为之前的笑话而汗颜！

    不仅如此，孙锵鸣掌教龙门书院时，还敢于冒当时顽固士大夫之大不韪，为汲取西方科学知识，“慨然言于（请求）苏松太分巡道（江苏的一个道的长官），移取（江南制造）局译的西籍（西方科学书籍）一分，存院，俾诸生纵阅。”龙门书院原本是专授中华传统文化所谓国学的，可见这位70多岁的老人晚年学西语，绝不是赶时髦、出风头，而是在书院里带头提倡以学西语为工具，还想亲自多读些书，深入地了解西方科学知识，做诸生的榜样！

    由此再联想到吾瑞学人中的精英，大都是这位老人的亲属、姻亲的后辈，如孙诒让、黄绍箕、项湘藻、项申甫及林调梅、蔡华卿等。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）和二十五年（1899）在瑞安这个小小的县城，举数家人的财力和数人的学识，在全温州率先创办学计馆（相当于现在的理科专科学校）和方言馆（相当于现在的外国语专科学校）。宣统元年、二年清廷的留学生廷试中，瑞安竟有项骧（从学计馆走出来）中廷试复试一等第一名，得进士，授翰林院编修；林大闾得留学生廷试初试第一，得工科进士，授翰林院编修；林大同、黄曾铭、薛楷等各得留学生廷试进士。这不能不说孙锵鸣的榜样作用对这批后人在思想、学术上产生的深刻影响！